事实:最高检发布4件依法惩治涉网络黑恶犯罪典型案例

现今社会，网络犯罪活动愈发猖獗，特别是那些以“套路贷”为代表的犯罪行为，以及使用“软暴力”进行催收的做法，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群众的利益，还让司法认定面临挑战，同时也吸引了众多人的目光。

网络犯罪下的组织判定

网络“套路贷”在组织化实施方面并不罕见。网络使得犯罪行为更加隐蔽，而这些犯罪组织在全国范围内作案。正如之前所述，侦查小组依据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进行侦查和取证。但是，这样的认定并不容易，调查过程中仍存在一些证据缺失，比如在被害人周边亲朋受到滋扰方面的证据不足，因此难以将其认定为具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危害性特征。这也凸显了在网络犯罪组织认定过程中，证据完整性所具有的重要性。

在取证过程中，我们发现涉案金额从五百多万飙升至一亿二千万，还发现了内部员工存在暴力管理的新证据。由此可知，补充侦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有时，只有不断收集和完善证据，才能为案件的整体判断提供坚实的支撑。

暴力行为属性理解

发现的暴力事件往往针对那些被诱骗至境外且不遵从工作指示的内部人员，包括非法拘禁和殴打等恶劣行径。此类行为反映了组织对内部人员的管控手段，是组织性质的一部分，而非个体行为特征。这种界定在组织犯罪行为分析中起到了明确的判断标准作用，有助于区分针对内部管理的暴力行为与对外实施的实质犯罪暴力行为。例如，某些企业可能存在的内部体罚现象，绝不能与对外敲诈勒索时的暴力行为等同视之。

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暴力行为的目标差异至关重要。在此案中，若能明确区分是针对内部管理造成的暴力，将为今后处理类似案件提供宝贵的参考。这涉及到区分暴力行为的正面和负面影响，进而有助于更准确地界定组织犯罪的特点。

恶势力成员认定争议

全案涉及两大争议点，其中之一便是成员认定。是否将所有到案人员都视作恶势力犯罪集团成员，以及如何区分主从犯，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它类似于如何对待犯罪集团中的不同角色——组长、组员，以及那些提供技术、后勤等支持的人员。对这些角色参与犯罪所涉及的金额，必须准确认定。

对那些个人金额和获利情况可核实的人员，在事实认定时必须明确表述，并将其作为追缴和判决的依据。这要求我们必须全面考虑各种因素，不能草率作出判断。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参与时间、职位以及犯罪次数等。例如，那些从业超过一年、犯罪三次以上且担任关键职务的员工，会被视为有犯罪意图。这种考量主要针对涉案人员的具体犯罪状况。

敲诈勒索强迫交易情况

以袁某厚等人的案件为例，他们在2013年7月至2020年5月间，通过曝光负面新闻进行威胁，迫使学校等六家单位购买其产品或服务。袁某厚个人涉案金额高达845万余元。这种强迫交易的行为，以及伴随的敲诈勒索情节，严重扰乱了社会正常秩序。

七年来，这个团伙共作案超过90起，非法所得超过260万元。在作案时，袁某厚负责指挥和分配任务，而且他经常亲自参与其中。其他成员则遵照他的指示行动。这样一个有明确分工的犯罪团伙，长期稳定存在，符合犯罪集团的基本特征。他们多年来持续对单位和个人进行敲诈勒索，这不仅严重破坏了社会稳定，也给受害者带来了极大的生活困扰。

组织的固定性认定

袁某厚等人拥有相同的犯罪意图，他们已经组建了一个稳定的犯罪团伙。这种稳定性主要体现在团伙成员间的协作方式和层级结构上。从领导者袁某厚到执行犯罪的角色，每个成员都有明确的职责分工。比如在实施敲诈勒索、强迫交易等行为时，每个人清楚自己的职责，这一点充分展示了犯罪组织内部的团结力量。

这种稳定的组织结构对他们犯罪活动的持续与隐秘大有裨益。只要这一结构存在，他们的犯罪活动便难以终止，将带来更大的社会危害。这警示司法机关在打击此类犯罪团伙时，需着重摧毁其组织架构，使其崩溃。

涉恶标准认定

有组织地利用信息网络进行“软暴力”催收，若符合恶势力犯罪集团的标准，便足以被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这表明，在网络新环境中，犯罪的标准需要与时代同步更新。我们必须针对网络犯罪的新特征，制定出合理、合法、准确的定义和判断，以确保司法工作能够适应网络犯罪的发展节奏。

我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在将来对付网络上的黑恶势力犯罪，大家觉得最关键的是要在哪个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欢迎各位留言、点赞、转发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