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检发布4件依法惩治涉网络黑恶犯罪典型案例

近年来，网络犯罪备受瞩目。特别是那些有组织进行的网络“套路贷”等犯罪，让人痛恨不已。这些犯罪活动常借助网络的隐蔽和传播特性，给民众带来严重伤害。如何准确判定这些犯罪，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网络“套路贷”犯罪的危害

网络“套路贷”组织行为带来的危害广泛而严重，可能导致受害者经济崩溃，家庭破碎。有些年轻人因此陷入困境，连家都不敢回。此外，这种犯罪在网络上传播迅速，可能波及全国。同时，取证难度大，往往难以捉摸幕后操控者，增加了打击犯罪的难度。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完善法律法规，运用先进技术，提高打击犯罪的成功率。

网络犯罪带来的损害远不止这些，它还可能对社会稳定及公众安全造成影响。比如，某些犯罪分子会将受害者的个人信息非法出售，这样的行为可能会让受害者遭受持续的骚扰，甚至引发更为严重的问题。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认定

对于组织网络“套路贷”犯罪活动的认定，有着严格的组织、领导、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标准。需依据“四个特征”进行判定。例如，是否通过“软暴力”催收手段达到一定的危害程度。在一些案件中，这需要大量的证据来支撑。以某个案例为例，起初办案组要求重点收集被害人家属、亲友遭受滋扰的行为以及嫌疑人在网络和现实中的控制影响力作为证据。然而，经过侦查并未找到充分证明滋扰周边亲朋的证据，这表明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必须证据确凿。这不仅关系到犯罪者的处罚程度，也关乎到合法公民权益的保障。

换个角度来看，证据的完整性对于判断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至关重要。若仅依据部分未经核实的信息进行定性，极有可能导致错判冤案，亦或让罪犯逃脱应有的法律制裁。

补充侦查带来的变化

在案件进展中，补充侦查发挥了显著效用。以这次案件为例，通过补充侦查，涉案金额从最初的500多万元上升至1.2亿元，同时，还揭露了犯罪组织对内部员工实施暴力管理的证据。这种对内部成员的暴力管理，实则反映了组织的特性，而非单纯的个体行为。由此可见，侦查工作的深入挖掘，有可能揭示出更多鲜为人知的犯罪事实。

这也表明，在初次侦查过程中可能存在疏漏，或是证据搜集不够完备。通过补充侦查，我们能够更全面地展现案件全貌，这对于准确判断犯罪性质、严重程度，以及区分主犯和从犯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恶势力犯罪集团认定问题

案件争议的第二个焦点在于，是否将所有涉案人员都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成员，以及如何划分主从犯。对于犯罪集团中的组长、组员，以及负责技术、后勤等的工作人员，应依据他们参与犯罪期间的集团总金额来认定。如果能够核实到个人的犯罪金额和所得利润，应在事实认定中进行详细表述。这种方式相对合理，它考虑到了集团内不同成员的角色和所做贡献。

再比如，换个角度来审视，在确认恶势力犯罪集团成员身份时，综合考虑员工的从业年限、所任职务及其职责，以及参与犯罪活动的频次等要素，进行细致的区分是十分必要的。比如，对于那些从业超过一年、身居要职且犯罪活动达三次以上的，应认定他们具有明确知道犯罪后果仍故意为之的主观意图，从而确定其成员身份。这样做，有助于更精确地界定每位犯罪者的法律责任。

敲诈勒索和强迫交易犯罪情况

以袁某厚案为例，在2013年7月至2020年5月这段时间里，他通过威胁手段迫使多家单位进行商品交易和接受服务。袁某厚涉案金额高达845万元。这一案例反映出，犯罪分子在较长时间内持续进行敲诈勒索和强迫交易，作案频率高，造成的危害极大。

在这类犯罪活动中，分工明确。袁某厚负责统筹指挥，其他人则遵从他的命令执行任务。他们已建立起一个稳定的犯罪团伙，展现出犯罪组织的特征。同时，众多受害者在这伙人的犯罪活动中遭受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和精神上的压力。

网络“软暴力”催收

对信息网络进行有组织的“软暴力”催收活动，若符合恶势力犯罪集团的标准，则应依法进行认定。此类网络“软暴力”通常以持续的骚扰、信息泄露威胁等形式出现。尽管它可能比传统暴力更为隐蔽，但其所带来的压力和伤害却不容忽视。

这些行为使受害者长期处于恐惧与焦虑之中，严重时还可能引发心理疾病。面对网络上的软暴力催收行为，我们该如何迅速发现并予以制止？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希望读完这篇文章的朋友们能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观点，同时，也欢迎点赞和转发。